给国民“喊疼”的权利

　　去年，我从广州白云机场飞北京，经历了一番这样的安检：“包里有资料吧？”“都是书。”“打开。”


# r* A/ l4 `* N$ i& v　　我打开行囊，一本一本地掏出好不容易堆叠进去的书籍和文件。女安检员大致翻看了一下，然后推给我收拾残局。我没敢多嘴，没敢抗议，默默服从，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不过，此后的几天里，我无法平静，一个巨大的问号挥之不去：书籍和资料影响飞行安全吗？
" a4 j3 y, W/ S+ r, U8 [

　　我不知道女安检员要找什么，可能是反动宣传品，也可能是黄色书刊，但决不是威胁飞行安全的物品，因为她的提问和命令都是直接指向书籍或资料的。威胁飞行安全的物品范围究竟有多大，恐怕没人说得清楚，但是，书籍不可能威胁飞行安全，却是可以肯定的。


0 B  W8 p  q7 }$ D1 V! r% v+ r! c　　反动宣传品和黄色书刊各自都有主管机构负责查处，并且应当在海关进行。如果不是在海关或者某些特殊安全保卫地带，法治国家的人身搜查，需要有搜查证；如果没有搜查证，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，恐怕不能借飞行安检的便利，对国内旅行者实行“拉网式”的搜查。
0 a. ^5 U' {8 H; g6 R  [2 u
0 I8 F& Y# V9 @* ]: L" t2 c7 V+ o
2 A4 @) [* e, K5 _2 h　　机场安检是为了确保飞行安全的，除可能威胁飞行安全的物品，其他物品应不在机场安检范围内。超越安检范围的所谓“安检”，不仅降低了安检效率，浪费了人力和物力，更重要的，它是权力的滥用，是对国民隐私的侵犯，是对旅行自由的干涉。这是最令人忧虑和不安的。
* W# j) f' @+ s) g" s
! S4 F7 ^* r, c+ P0 ?: W# k
4 J# \+ H/ @9 t* L& Y　　无论我们的目的多么正大，比如反毒品，都不能不对实现目的的手段加以限制。否则，就不仅意味着靠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来谋取权力的扩张，而且实际导致手段的恶大于目的的善。重要的问题在于，旅行自由受到蚕食，其主要受害者不是违法者，而是普通公民。违法者毕竟是社会的少数，不能因存在少数违法者而过分干预多数人的权利。


, i6 ?6 C# o2 W) O6 ]# I% ~. t　　在飞行安检过程中尽量保护旅行者的隐私权，就是保护现代人所珍视的理念，推而广之，就不仅是旅行自由，还有住宅安全、通行自由等等不胜枚举的权利。不过，大多数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没有足够的智慧、勇气或法律武器抗议飞行安检人员对于“纸张”的翻检，这也意味着，我们对不当侵入的权力的反应通常是无力的和无奈的。
. @7 h/ \9 d7 W% h/ S

& `* }" K; o, D2 V0 ?　　对权利的干预就像汽车驶入单行道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回转之路，所以，我们对权利应当呵护备至，对干预权利的行为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。保护国民的权利是政府的第一责任，但权利是否被干预，第一感受人却是国民本人。所以，首先要给国民“喊疼”的权利，才能使政府、使他人知道发生了干预权利的事情，国民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。

6 j6 Y' Y/ N5 u# |8 [
　　这样说来，我对这次安检经历的回忆与批评，也算是喊一声“疼”吧。
! V; G! B5 N7 T" p9 f
5 P' V& F9 ~  l: W+ r" q' r